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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南事变突围繁昌偷渡过江纪略
字体: 2017年02月13日08时34分 视力保护:

  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血案,新四军九千余人,除二千人突围外,大部壮烈牺牲。突围人员中一部分由傅秋涛、江渭清直接带领到苏南。其余大多从繁昌、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,其中尤以繁昌为最。他们偷渡过江后,立即投入新四军七师的组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开国将军,如黄火星中将、张銍秀少将、何志远少将、张闯初少将、梁金华少将、刘世湘少将、杨汉林少将、陈仁洪少将、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、彭嘉珠大校,还有在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、胡金魁、杨采衡等。

  血战

  早在1939年2、3月间,周恩来来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,就明确地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“向南巩固,向东作战,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。1940年1月,中共中央又再次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。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战略方针,是针对皖南新四军前有日军后有国民党军,活动区域狭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,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。4月26日,中央进一步指示:“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”。到了10月,中央又再次提醒:“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。”“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”,“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,以皖东为根据地,绝对不要再迟延。”

  渡江北上这才提上日程,11月,新四军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由繁昌过江到对岸的无为勘察。三支队驻扎滨江之县繁昌,五团二营副营长(教导员)马长炎带着五连来到江北,协助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的工作。三支队为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,已在繁昌西南的水龙山、张家大山和蝌蚪山构筑了工事。11月下旬,战士们看到着便装的非战斗人员和大批的弹药物资,陆陆续续的由繁昌运往江北时,纷纷议论,大部队就要过江了。

  中央军委向新四军军部通报,12月以来,顾祝同、上官云相已奉令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,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。12月27日,新四军军部决定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,只是北撤的路线并非由繁昌过江,而是南下过茂林,然后东经榔桥、宁国附近,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,待机过江。三支队根据军部的命令,于5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,随军部一起行动。

  江南新四军北撤编为三个纵队,三支队和军部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。三支队五团为军部的后卫,直接受军部的指挥。6日黄昏,各路纵队按计划向星潭、榔桥方向前进。国民党一四四师、一0八师紧紧尾随,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。这一夜,天上下着雨,山陡路滑,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,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,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爆发了。7日下午,五团二营接到命令,跑步来到军部所在地的云岭脚下的百户坑。

  军长叶挺给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布置了任务,他说,国民党的四十师正在星潭、徽河一线构筑工事,阻挡我们前进,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,你们赶紧勘察地形,做好战斗准备,等军分会决定以后,在星潭附近选择有利地形,强渡徽水河,消灭对岸的敌人,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,争取与傍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,以最快的速度突出重围。

 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,流经星潭的河道约四、五十米宽。陈仁洪盘算着不从正面偷渡,而是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,那里河道狭窄,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完备,而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长满松树和茅草,便于隐蔽和偷渡。

  部队为快捷神速已经进行了轻装,棉被、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,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。天渐渐黑了下来,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,都焦急地张望着临时军部草房内的灯光,只待一声命令,立即投入战斗。陈仁洪将军回忆说:“不一会儿,军首长的房子里争论得很厉害,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,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。原来是项英同志不同意叶挺同志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,叶挺认为,现在我们的处境困难,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,我军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,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,坚决打通徽水河,向东南方向突围,然后转向苏南,那里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,只要我们突出重围,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。项英同志则反复强调,万一渡河不成功,处境就更困难了。因此他一直犹豫不决。周子昆、袁国平同志也支持项英同志意见。叶挺同志很生气。”

  事实证明,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,从徽水河强渡突围,新四军部队的大部可以得以保全,不至于遭到如此惨烈的损失。部队按照项英的决定,又由原路返回里潭仓,再向泾县方向突围。叶挺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,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,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,无论如何要坚守三天,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,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。任务完成后,可以单独行动,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,然后等待时机过江。五团接受任务后,以二营作前卫,向高岭方向跑步前进。

  高岭已驻守国民党七十九师的一个营,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。在诓骗敌人是一四四师“自己人”时,乘敌猝不及防,在一阵阵步枪、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下,一鼓作气冲向山峰,顺利地拿下高岭。一、三营乘势各自控制了制高点,抢修工事。从8日到10日,五团凭险扼守,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,使高岭如钢铁屏障,迟滞了太平方向北进的敌人。10日,五团在阵地上召集几个营长开会,讨论下一步的行动。几个营级干部几乎都认为,铜陵和繁昌地区是三支队的老游击区,各方面基础条件好,不如西出小河口,分散转移到青阳、铜陵一带,坚持游击战争,待机北渡过江。可是,五团首长否定了这个意见,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三天,军部应该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道了。所以,最后决定放弃高岭,重新返回里潭仓,追赶军部。

  陈仁洪带着二营担任前卫的任务,11日拂晓,他们赶到石井坑时,只听见四周的山上都响起密集的枪声,周围的几个村庄及山坡、路旁,到处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。显而易见,部队在这里严重受挫,不得前进。叶挺军长也在石井坑,他知道五团二营已来到时,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,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。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:“我叶挺就在这里,跟同志们同生死,共存亡!”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,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:“坚决听从叶军长指挥!”“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!”

  从星潭方向开拔过来的国民党第四十师是支装备优良的部队。12日上午,敌人发动了十几次进攻,都被一一击退。下午,他们调整部署,仗着装备精良,人多势众,成营、成团地向山上发起攻击。枪弹声震耳欲聋,阵地上一片火海。敌四十师的一个旅长被击毙。新四军的伤亡也很严重,三营副营长叶露宵在火线光荣牺牲。

  第二天上午,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,他们把所有的迫击炮都集中起来,几乎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。“轰隆隆”的炮击声中,许多战士被炸得血肉模糊。炮击过后,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。敌人数倍于我,已是明显的寡不敌众,二、三营的伤亡已经过半。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,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,棉衣前后都被染成殷红的一片。马长炎的左胳膊也负了伤,因失血过多,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

  阵地是守不住了,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前来传达叶挺的命令,让他们于黄昏以后撤出阵地,准备突围。同时,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,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,一同突围。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,一再请求,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,就可以隐蔽养伤,待机过江。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、粮食、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,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。

  突围

  军部决定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,行至大康王丘陵地带时,一团二连还未来得及构筑工事,敌人就发起了进攻。二连激战六天,断粮缺水,战斗减员骤增,由一百二十人减少到五六十人。军部命令,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,各部可选择时机,向有利方向突围。

  深夜,阵地上的枪声停了下来。部队利用这个时候快速地转移,在路经封锁线时,刚刚还是死一般的寂静,突然又响起“哒哒哒”的机枪扫射声,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,一团二连指导员谢长华左手也负了伤。他们乘着破晓之前的黑夜,冲破重重包围,钻进一片稠密的山林。谢长华在清点全连人数时,发现全连只剩下九个人。

  七天一夜的突围,又饥又渴又疲劳,他们再也走不动了。他们敲开一户人家的门,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。老人见是新四军,十分热情,立即让进屋里,烧水做饭,问寒问暖。当老人知道他们要去南陵、繁昌方向时。老人主动提出担任他们的向导,以避开大路的哨兵,专走偏僻而又安全的山路。走了一夜的山路,老人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从炭窑里走出一个老乡,他在知道是突围的新四军时,又是烧水又是做饭,还让他们在这休息了一天。

  次日晚,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,这里离长江边已不足百里了。大家既是喜又是惊,行动格外谨慎。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,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轻人。这两个年轻人见是新四军,便主动自我介绍:“我们在这里烧炭已经好几年了。前两年,你们在这里打鬼子,不少同志都认识。”又说:“听说你们在丘陵和国民党打仗,估计要从这里过江,先不要着急,做点饭吃,然后,我们帮助你们找村上的党组织,一定能顺利过江的。”黄昏时,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,何书记答应明天晚上派一个人先送他们到湖阳冲,由那里的人负责他们的偷渡过江。谢长华回忆说:“我们告别了何书记和二位老乡,在那位同志的带领下,翻过两座山,顺利到达了湖阳冲。果然那里的党组织早已做好了迎送的准备。……腊月三十晚上,我们伴随迎春的鞭炮,在金书记(金涛,中共繁昌县委敌后军事部长)的安排下来到了长江渡口。敌人的探照灯时而往江面上照,时而往陆地上照,负责渡江的指挥员沉着冷静果断地指挥我们上了船,同船的还有其他突围出来的二十多名同志。根据那里的敌情,我们把子弹上了膛,将手榴弹握在手,随时准备战斗。约摸两个小时光景,胜利渡过了长江。”

  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,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,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,情况万分危急。军直属队全部动员起来了,有枪的拿枪,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,连炊事员也拿起了扁担和菜刀。军部教导总队全员投入战斗,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,击溃敌军的进攻。临近黄昏,接到部队转移的命令,副指导员董南才等穿越敌人密集的炮火,随军部转移到了石井坑。

  东流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,敌人成团甚至成师的向制高点压来。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亲自指挥,率领五团与顽敌血战。毕竟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,我们的伤亡越来越重,不得不退出主峰而退到了二峰。13日下午,董南才等来到军部驻地后侧的竹林,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向他们交待任务,让他们配合五团把东流山主峰夺回来。

  五团拼杀到晚上,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。夜半,教导总队在攻占主峰的战斗中连连失利,不得不退了下来。当他们来到指挥所找余立金时,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,指挥所已经突围。这时,只见驴马辎重和一些队伍,不成队列地向南山跑去。他们跟着队伍也上了南山。

  到了山脊,抬眼望去,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。“哒、哒、哒”的机枪声呼啸着,从他们耳旁掠过。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。董南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:“下山去!也只能下山去。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小梯队,疏开下山。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,猛力向我们射击。这时候要用最快的速度摆脱火力区,跑的速度也嫌太慢,有个同志想出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,然后滑下山去的主意,这个办法相当好,我们很快滑到山谷——大坑王。大多数同志安然无恙,少数同志擦伤了皮。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,难以支撑,看到路边沟中有流水,如获至宝,倒出米袋中仅乘的一点米,一边喝生水,一边吃生米,暂且填一填肚子。这时候在树林里隐蔽的同志,看到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来了。”

  早晨,山谷中不时传来回应的枪声。制高点埋伏的尽是敌人,少则一个班,多则一个连,密集的子弹象雨点般的射来。一个一个战友倒下,短短十来分钟,就有数十人伤亡。南方山区多是一层一层的梯田,有的高有的低。他们就从梯田上一层一层的往下跳,跳丢掉了鞋,还不顾一切地赤着脚奔跑。

  他们跑几步就掩在田埂后卧倒,一排排子弹打在地上,激起一层层的尘土。他们朝着一座土地庙奔去,试图以它为掩体,就在他们刚起身奔跑时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工兵连指导员郑高庭中弹倒地,区队长曾坤芳立即跑上前,帮他包扎急救绷带。他对曾坤芳说:“我不行了,你把我的枪拿去。我不能连累大家……”说着,他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枪。

  董南才看看身旁,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,只剩下他、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。一队国民党兵也看到他们,立即成扇面地向他们围来,口中还喊道:“捉活的!”他们奋力向正北面的山坡冲去,总算挣脱了包围。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,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便装,又大步流星地前进。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,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。就这样又走了十多里,来到一个村庄。他们叫开一家农民的门,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,儿子也在新四军。看到他们三人,尤感亲切。安排晚饭后,让他们上阁楼休息。一落枕,三人就酣然入睡。

  醒来时,老人告诉他们白天发生的事情。上午是国民党兵来搜查,对付他们比较好办,敷衍胡弄几句也就完事了。可是,下午乡公所来搜查就惊险得多了。这些人熟门熟路,进屋后什么边拐旮旯都搜查遍了。他们非要上阁楼看看,老人告诉他们,阁楼快塌了,梯子坏了都多日不用了,你们要上去,摔坏了,我可担当不起。这些人抬眼看了看破旧的阁楼,又用手晃了晃断了一只腿的梯子,这才摇摇晃晃地走了。老人说:“好在你们三人无人打呼噜,要不然可就不得了!”晚上,老人美美地款待了他们,然后,又把他们送到丁家渡。

  渡过了青弋江,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。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,他们遇到了一个砍柴的姑娘,从她那里得知三支队的一个领导带着队伍就在山下的村庄,听到这个消息,他们喜出望外,加快了脚步来到老虎山。在这里,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。军情紧急,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。黄、刘又交代他们新的任务,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,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。

  隐蔽

  陈仁洪、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,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,向着枪声稀疏的方向转移。走着走着,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,沿着山坡往下就是条蜿蜒弯曲的山沟,夜晚可以听到“哗哗啦啦”的流水声。根据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,他们决定在这里隐蔽下来。

  在半山腰稍平整的地方,大家用松树枝搭起了两座窝棚,然后分开住了下来。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,一时也没有停息。山上不能生火做饭,只好用盐、猪油和生米拌着嚼。时下正是数九寒天,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,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,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。雨不停地下着,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。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,雨水就从身子底下流过。雨停了,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,向破陋的窝棚袭来。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。脚冻僵了,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。

  陈仁洪是被子弹穿通胸部,失血很多,脸色腊黄,一点气力也没有。马长炎是被打穿了左肩胛骨,伤了关节,连续几天都在四十度的高烧之中,只要从昏迷中醒来,就会痛得直打滚。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,他们依靠坚强的意志创造出奇迹。没过几天,马长炎的烧也退了,陈仁洪也能慢慢活动了。

  他们隐蔽的这山坡陡峭险拔,搜山的敌兵来到这里,往往诓诈着吆喊一番,然后胡乱地朝山上放几声冷枪,就咋咋唬唬地走了。一天,搜山的队伍又来了。只听见一个敌班长向排长报告:“排长,这里没有人哪,太陡了!”敌排长一边骂一边说:“我不信,你他妈的真笨蛋!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,说不定这儿有新四军的伤病员,快给我搜!抓到了有你的赏。”说着,敌排长便拨开树枝,带领敌兵猫着腰攀爬上来。山坡上的十几个新四军官兵的心一下绷紧了,十几枝枪口都对准了坡下。那惊心动魄的一幕,永远地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。晚年,已是济南军区政委的陈仁洪回忆说:

  “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。突然,‘鸣’的一声,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,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。敌人吓得不轻,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,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:‘三排长,你这个笨蛋!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?快给我下来!’敌排长受了一场惊,挨了一顿骂,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。”

  他们就这样在山上隐蔽着,不敢轻易下山。山上日子十分艰苦,生米早已吃完了。大家只能在山上挖野菜、摘野果、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。2月底的一天,他们转到山坡背后的山梁上,远远看见山腰间冒着一缕炊烟,隐隐的还听见“汪汪”的狗吠声。这荒凉的山梁间还有人家居住,他们高兴极了。当晚,他们叫开了这户人家的门,主人见是衣袖上有“抗敌”臂徽的新四军,二话没说,立即迎进暖烘烘的屋内。

  这户人家的主人叫冯志旺,是个木匠。他告诉陈仁洪说:“国民党查得很严,凡是路口要道都有哨兵,盘查得十分严厉。我家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兵。你们千万不要下山。”在得知这些新四军还在山上露宿时,毫不犹豫地说:“现在山上到处是雪,你们身上又有伤,那怎么能住呢?”稍稍的顿了一下,他又说:“这样吧,我家后山有座旧木炭窑,已经多年不用,谁也不知道。里面挡风遮雨,比山上要暖和多了,你们住进去吧!”

  当晚,冯木匠背了一大捆稻草,把他们领到自家的炭窑。他把稻草铺在窑里,大家躺在上面又绵软又暖和,和多少天来露宿在山坡上相比,真如同住到了宫殿一般。他们不便活动,冯木匠便隔三差五地以上山砍柴作掩护,悄悄地来炭窑,给他们送来饮食。在冯木匠的帮助下,他们的生活大大改善,陈仁洪、马长炎的伤也好了,身体也得到了恢复。

  一晃就到了3月,敌人的设防也不象以前那么严密,由于生活得到了保障,他们的体质都有了恢复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大胆地在山上活动了。正是这段时间,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,队伍一天天扩大,由十几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。转眼就要到清明了,江南已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了。他们也计划着偷渡过江,寻找自己的部队。

  1979年春,著名的书画大师、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作诗《吊李务本》:“从来不信佛,何来阿弥陀。赤身入虎穴,浴血战倭魔。时危节乃见,国艰多折磨。遥天三叩首,我亦泪滂沱。”就是对新四军传奇英雄李务本在皖南事变中隐蔽突围的真情回忆。1941年1月下旬,李务本一行八人,由石井坑突围出来,从枫林渡过青弋江,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。

  当时,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已由县城迁至赤沙八分村,距狮子山也就十里左右。他们在小和尚的帮助下,背着两捆稻草,夹着一床棉被,来到庙后山上的一个坪子隐蔽了下来。小和尚告诉他们,就是在前天,新四军有三百多人从这里经过。县长徐羊我知道后,派人送来信劝降这些新四军。

  正说着,只见从山下上来了两个人。经过盘问才知道是送信的老百姓,他们带来徐羊我和民团团长的信,信中仍误以为他们是前天上山的新四军,徐羊我目前无力量武力解决,只得抱着侥幸的心理,再写了这封劝降信。

  看过信后,李务本心中窃喜,不如将计就计。李务本告诉送信人说:“回去告诉徐县长,要我们下去可以,但是,总要给我们一些补充才行。我们三百多人,有机枪六挺,长短枪三百多枝。必须给我们每人发六块银洋的饷,马上送来两担米,要派正式的代表来谈判。如果不答应,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也不写回信了,就照我说的转达,时间以今天为限。”

  当日下午,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半只猪,还有两千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。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后,乘着夜幕,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,悄然打开庙门,迎着扑面的寒风,直奔前面的山峰而去。他们由赤沙八分村来到戴冲,在这个隐蔽的山沟里,他们遇到了一户姓李一户姓唐的热心老乡。在这里有吃有住,过了一段难得的安逸生活。可是,归心似箭的他们心中时时刻刻惦念的是过江归队。

  偷渡过江可谓是闯龙潭虎穴,因为,沿途的库山和泥埠桥都驻有日军和汉奸。2月的一天,已近农历的春节。傍晚,他们告别了戴冲唐大嫂一家出发了。刚过马家坝,便和七十多个日军遭遇了。他们一边打一边撤退,一直退到小团山才摆脱了日军。在小团山隐蔽了一天,当日的下半夜,他们又赶回戴冲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他们又告别戴冲,谁知刚到红花山便又与日军遭遇。他们势单力薄,只与日军打了几枪,又从小杨岭撤回戴冲。

  唐大嫂见大家着急的样子,便说:“我给你们想个法子,你们在一起行动,目标大,不如先派一个人先过江探探路再说。”一句话提醒他们,因为李敬贡有良民证,就派他独自去了江北。第三天下午,李敬贡从江北回来,同来的还有一位叫宋德本的同志。李敬贡告诉李务本,新四军七师已在江北成立,师长张鼎丞、政委曾希圣。张、曾二首长向大家问候,并让宋德本具体负责帮助他们过江。宋德本告诉李务本,明天下午,他带着他们去找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,让他找船找机会过江。

  宋德本带着他们在一百步找到了金涛,金涛告诉他们,晚上过江不如早晨过江安全,晚上偷渡是常态,所以,日军查得格外严。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,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,这叫出其不意。第二天,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,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,安排他们上了木船。江风拂面,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。扬起风帆,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,安全地到达江北。

  偷渡

  1940年11月下旬,中共皖南特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,布置新四军北移后的工作任务,明确提出铜陵和繁昌县委不得北撤,而要原地坚持斗争。12月24日,中共繁昌县委在旧县(今新港)大磕山召开会议,专题讨论坚持敌后斗争的问题。皖南事变发生后,繁昌县委又在大磕山召开会议,主要布置了收容和护送突围人员的任务。1941年1月6日,县委书记罗峰牺牲后,县委迁驻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,直接领导收容、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过江。

  1940年秋,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派员来繁昌扩大游击队。事变后,游击队在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的领导下,具体负责失散人员的收容和护送过江任务。繁昌县委还专门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。据束延海回忆说: “皖南事变发生,我受组织安排,在鸭棚嘴沿江一带,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,由金涛同志领导,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,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。

  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,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,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。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肉卖的标志。此时,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,可以来人联络;否则就不能来。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。皖南事变不久,腊月二十八日,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,他说有四、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,准备过江。我立即派了民兵,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。当夜,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,后安置在谢边、姚边、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。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。

  这批新四军来到这里,个个换上便衣,伙食上群众宁愿自己吃差些,供给他们好的饭菜。一百步的一户群众蒸了一百斤米的团子,被刚迎来的新四军吃光,不要一分钱报酬。像这样爱护新四军的例子可多了。

  为了安全过江,积极筹集船只,由殷少南、伍绍祥等搞魚的组织了十几条船。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、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。”

  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、交通联系,以及南北物资的运输,无不由这条连接大江南北的交通线完成。这条交通线一般是:云岭——北贡——烟墩铺(或三里店)——戴家汇(或峨岭)——中分村(或赤沙)——红花山——马家坝——泥埠桥——油坊嘴。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,行程便捷安全。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,只需一天的时间,就可以到达三支队指挥部所在地中分村。

  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,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。过了中分村,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,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,召之即来,各司其职,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,直至送过江,十分安全。这些交通员在皖南事变突围繁昌偷渡过江中功不可没,他们是:红花山刘永升、刘永芝、杨尧友等,马家坝王安胜等,油坊嘴徐孝乐、张元首等,窑头渡口鲍明贵、翟兆春、王后发、刘其作等。

  三支队在铜陵、繁昌的两年内,由这条交通线来往于大江南北,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安全事故。1939年5月初,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江北视察工作。同行的有军部教导队和军部服务团三队近百人。他们的过江路线就是由中分村到红花山到小磕山,然后再插到油坊嘴过江。

  谭震林多次派温玉成、彭胜标、马长炎、傅绍甫等到江北扩军、筹钱粮,他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。1940年8月,三支队五团三营到江北扩军,他们在无为、巢湖和定远等地扩军,往返来回都是这条交通线。

  正是因为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可靠,赖少其作词,何士远谱曲的《渡长江》,才能在三支队中口口传唱,歌中唱道:“划哟呀,薄雾弥漫着江面,江水冲击着堤岸,我们要渡过长江,饥寒困苦算得什么?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,长江是我们的,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。当这黑沉沉的午夜,我们要渡过长江,获得更大的胜利。”“长江是我们的”,这种革命的豪情壮志是建立在繁昌人民不怕牺牲、不畏艰险的奉献精神之上的。繁昌县高安乡渔民陈从启一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,时任中共繁昌县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滕在柏回忆说:

  “那时高安桥一带政治情况很复杂,西边旧县镇有日本人和反共团联合驻防,东边矶头山一个日军小分队据守,东西股敌人和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汉奸特务暗中勾结,对这段大江的南岸构成一条封锁线;长江水面上,日军的小汽艇日夜巡逻。这一切给渡江北上造成严重威胁,增添了很大的困难。在渡江北上的工作中,船民陈从启在他的父母大力支持配合下,英勇搏斗了几十个黑夜,没有发生任何事故,没有牺牲一个同志。

  一个漆黑的深夜,我通知他护送十几个同志到对江六洲。船划到江心,突然东边驶来的一艘日军小汽艇,不时用探照灯对江面恶狠狠地扫射、搜索,情况很是紧张,船上十几个同志作好战斗准备,主张抢渡过去。陈从启坚决不肯,当机立断,调转船头,使出全身力气,向黑沙洲东侧内江猛进,让革命同志上岸隐蔽,自己留在江边观察敌艇行动,最后仍按计划完成任务,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发生。

  当时的滕小村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一个秘密集结点,离高安桥五里路,陈从启和他的父母采取不同地点,不同时间,不同形式与我直接接头,然后护送突围人员过江。”

  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,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,及时过江,只得分散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,等待时机过江。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,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,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,可往往是扑空而去。

  早在1940年10月,新四军渡江指挥部就在与繁昌仅一江之隔的无为县临江坝成立,曾希圣任指挥长,张正坤、孙仲德任副指挥长。三支队五团二营五连已在无为白茆洲组织了百多条船,以备新四军北移之用。后来,皖南事变发生,船只被毁,大江被封锁。曾希圣、孙仲德仍然负责事变突围人员偷渡过江的接应。与繁昌只一江之隔的无为县委组织力量,筹集船只,迎接突围偷渡人员。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,从繁昌成建制偷渡过江的有:

  1月19日,黄火星、刘别生、张云龙带领一百多人,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;

  1月25日,巫希权、鄢庆凌、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枪队三百多人,在狮子山休整十天后,从繁昌油坊嘴偷渡到无为泥汊。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;

  1月26日,袁大鹏带领八十多人在江边隐蔽六天后,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;

  2月上旬,张福标、沙林带领二、三十人,从繁昌江边偷渡过江;

  2月20日,张闯初、杨采衡带领百余人,从繁昌偷渡过江;

  4月底,李志高、谢忠良及陈仁洪、马长炎等六、七十人,从繁昌泥埠桥偷渡过江。

  除了这些成建制的偷渡过江外,零星分散偷渡过江的,几乎每天都有,时间持续有四个月。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,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,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,是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。张家康

  全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《百年潮》2016年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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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 章平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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